huokeng的博客

Michael Spence

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经济高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挑战。我们见证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事例有诸多共性：良好运作的市场体系、高水平储蓄、公共及私人领域的投资、资源的流动性，以及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创造性的破坏”带来的风险时不会受到过度侵害。

然而，在促进经济实现持续高增长过程中真正起到突出作用的则是“全球经济资源”。这体现在三个部分：

--需求：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需求十分有限，这使得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得不到体现。而相比之下，全球经济就显得十分庞大，只要成本适中且售价合理，那么需求实际上将是无限的。

因此，当一个国家找准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值得投资的产业后，需求便不再成为出口增长的束缚，其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届时将由储蓄及投资水平来决定。最初阶段，此类投资大多数情况下会涌向出口部门，出口行业的快速发展又将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此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的中国都验证了这一过程。出口的增长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而这一结果单依靠内需是无法实现的。

以上这些描绘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好处。由于与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需求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他们能够在不必接受不利贸易条款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贸易的增长（鉴于其庞大规模，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个例外）。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增长，能限制他们发展的就主要是其投资实力了。由于使用的是未经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过剩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因此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其他领域的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别想达到这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飞速的经济增长步伐最终也会慢下来。

--科技：全球经济提供的第二个资源是科学技术。从工程学、生产技术到管理技能以及对全球市场的了解，科学技术无所不包。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他国的技术时不需要再从零开始搞重复开发。与多数商品不同，当知识由一方让渡至另一方时，二者将同时拥有这种特殊商品。

引进技术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但也有的国家能另辟蹊径，如日本和韩国。他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仍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技术。这种情况下，接受国外教育以及各种以学习为明确目的的项目扮演了重要角色。

--投资：全球经济对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第三种不可替代作用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准确地说，是本国所无力提供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便是其中之一，而且通常情况下这部分投资在总投资规模中只占较小比重（一般为20%）。但这并不代表外商直接投资不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不仅引入了先进技术，还使得本国产品有机会“走出去”。

还有一些外来投资能起到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作用。但这类投资复杂且具有争议，如金融投资。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投资不稳定，容易撤出；而且一旦突然撤离，它将引发汇率波动，使资产贬值，甚至令银行系统瘫痪。上世纪90年代末就曾因货币危机而见证过如此景象。人们现在明白，当市场出现波动时，那些发展不健全或是信息获取不充分的资本市场很容易受到打击。此外，人们也意识到，不管是完全开放市场，还是草率实现货币完全兑换，这些都是不明智的做法。逐步推进、尝试论证、实际观察分析，这些才是更明智的指导原则。

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可能会使当地货币升值，从而有可能降低新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而对出口行业的本国及外国投资来说，国内货币的升值以及汇率的波动都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架构合理、运作高效，将来有能力偿还债务，再加上其政治体制能确保该国信守承诺，那么通过贷款来满足公共部门的投资需求是可行的。然而这样的先例却为数不多。从那些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的国家看，外债在其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目前的趋势正好相反：倒是这些国家自己的外汇储备日益雄厚（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储备规模有限，中国则拥有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这就意味着在经常项目（商品及服务）上保持盈余，而在资本项目上则为赤字；也就是，国内储蓄超过投资。

随着高增长经济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国内经济在拉动本国经济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就随之凸显。出口对于经济增长依然有着重大意义，但却不及经济起步时期那般具有决定性作用。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时失去了增长动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时，国内消费未能给它提供足够的发展动力。在经过了发展初期后，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就不能仅依靠出口。
以上就是过去50年中一些国家的经济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这些结论虽然很难推翻，但有人却怀疑它们是否仍适用于那些“起步较晚”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些质疑者认为，对于那些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为与劳动力所能产生的价值相比，其成本要相对低廉；此外，在质疑者来看，这些国家能体现出比较优势的领域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服务业。然而他们却认为上述国家在这方面不具备与中国和印度竞争的实力，原因之一在于中印两国地大物博，这一特点为二者带来了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还有，基础设施投资也令中国极具竞争力，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超越。如此就有了以下结论：我们需要静观中印的发展，直至其国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这样一来他们的关注重点就不会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了。

这一论断或许站不住脚。尽管中印两国颇具竞争实力，但别国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增加自身在出口领域中的竞争力。再者，我们不时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视作一个庞然大物，但事实上它由很多小行业组成。再进一步说，跨国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往往不会只在一两个国家采购商品。最后，中印两国目前的经济总和几乎已相当于美国经济的五分之一，它们的需求也正逐渐膨胀，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带来了机会。

总之，在促进并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增长方面，全球经济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占据全球人口40%的中国和印度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亚洲多数地区的发展。非洲的出口和整体经济近来也双双呈现可喜势头，尽管其中的部分涨势与商品价格大幅上扬有关。而在拉丁美洲，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停滞状态（除智利外），但它在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将助它重回高增长轨道。

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眼下的发展前景或许比二战后任何时期都要有利。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的增速。学习全球供应链管理带来的益处触手可及。信息与技术不断降低着交易成本，并继续为各领域的整合提供强劲动力。面对这种情况，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们有责任制定政策扶持私营部门，使其与公共部门持续共同发展。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参与者，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们有大量他国的良好经验可以借鉴。无人在黑暗中前行。

（编者按：本文作者Michael Spence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名誉教授，独立机构发展中国家增长委员会的主席。）